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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2010年4月19日清晨，山西绛县古绛镇西沟的薄雾还未散尽，带着春寒的风卷着枯草碎屑，在沟谷里打着旋儿。

　　村民王老汉扛着锄头走向自家菜地，刚拐过一道土坡，眼角余光就瞥见沟谷深处那孔废弃多年的窑洞前，散落着三只粉色的书包。

　　那是镇上小学女娃娃最喜欢的款式，印着卡通小熊的图案，鲜艳的颜色在枯黄的杂草间格外刺眼。

　　王老汉心里咯噔一下，这两天在村里炸开了锅的事瞬间涌上心头，三个五年级女娃娃放学后失踪了，至今没有找到。

　　他扔下锄头，脚步踉跄地冲过去，窑洞洞口被一堆带刺的酸枣树枝胡乱堵住，隐约传来一股混杂着霉味和腐臭的刺鼻气息。

　　遇害的三名女娃娃分别是11岁的杨某、10岁的赵某和9岁的吉某，她们是古绛镇中心小学的同班同学。

　　4月18日中午放学后，她们背着书包，蹦蹦跳跳地相约去西沟抓蝌蚪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家。

　　绛县公安局的法医宋秀丽和刘彦军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在昏暗的窑洞里支起勘验灯，蹲在冰冷的泥地上，一寸一寸地搜寻线索。

　　尸检结果很快出来：三名女童均遭受过猥亵，死亡原因都是扼颈导致的机械性窒息，其中杨某的头部还残留着砖头敲击的钝器伤，伤口边缘的血迹已经发黑凝固。

　　更关键的是，法医从三名受害女童的内衣、颈部皮肤，以及现场散落的两枚“红旗渠”牌烟蒂上，提取到了关键的生物检材——精斑、皮肤脱落细胞和唾液。

　　宋秀丽将提取到的检材带回实验室，采用ABO血型系统凝集反应检测法开展分析：她先把检材中的有形成分分离出来，分别滴入抗A、抗B两种标准血清。

　　当抗A血清滴入时，检材中的红细胞没有出现任何凝集现象；而当抗B血清滴入的瞬间，红细胞迅速抱团，形成了肉眼可见的凝集块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法医通过DNA分型技术，还确认了精斑、脱落细胞和烟蒂唾液均来自同一男性，这就把嫌疑人的生物特征锁定在了“B型血男性”这个范围内。

　　除了这份生物检材线索，负责现场勘查的刑警还注意到，杨某头部的钝器伤，对应着现场一块沾血的青砖，砖面上没有指纹，却留有明显的擦拭痕迹，像是嫌疑人刻意抹去了印记。

　　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整个作案过程从威逼、猥亵到杀人、移尸、封堵洞口，前后不过一小时，现场没有任何自行车、摩托车的轮胎印，也没有陌生人出入的目击证言。

　　当时的DNA检测技术，只能对检材中的长片段STR基因座进行扩增，而窑洞潮湿闷热的环境，早已让生物检材中的DNA发生降解，断裂成了细碎的短片段。

　　法医们拼尽全力，也只得到了部分基因位点的分型数据，无法形成能直接与全国数据库比对的完整图谱。

　　更糟糕的是，B型血的排查范围大到惊人——在汉族人群中，B型血的占比约为20%，这意味着每五个男性里，就有一个可能符合血型条件。

　　鉴于案情是影响恶劣的一案三命，绛县公安局立刻成立专案组，退休的原副局长王俊卿、贾九水主动返岗参战，两位头发花白的老刑警，把铺盖卷都搬到了专案组办公室。

　　民警们一刻不休，走访了西沟周边500余家店铺，排查了所有有地、有窑、有坟的居民，还有污水处理厂、棉织厂的工人。

　　那时，天气已有些热，血清样本容易变质，为了确保检测结果准确，民警们想出了个“土办法”——每到一个采血点，先给自己扎一针，用自身血液验证设备的准确性，再给可疑人员采血。

　　可即便如此，案件进展依然步履维艰，茫茫人海中，一个B型血的犯罪嫌疑人，就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。

　　2015年3月，专案组抱着“不放过任何一丝可能”的想法，将排查范围扩大到了河南、山东等周边省份——绛县有大量原籍河南的居民，早年迁徙至此，不少人还保留着跨省往来的习惯。

　　民警们远赴河南，在陌生的村庄里挨家挨户走访，对近5000名相关人员逐一采血比对，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。

　　六年时间，足以让沟谷里的酸枣树长粗一圈，足以让孩子们的书包褪色变形，却没能让凶手浮出水面。

　　绛县公安局的卷宗堆了满满一柜子，纸页都泛黄了；参战民警，有人鬓角添了白发，有人累倒在岗位上；受害者家属的眼泪流了一次又一次，杨某的母亲每次路过西沟，都会抱着女儿的遗像哭到晕厥。

　　县城里的家长们再也不敢让孩子独自出门，曾经充满孩子们欢声笑语的西沟，渐渐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禁地。

　　有群众看着公安局门口的警车，忍不住感慨：“公安局把绛县都快翻了个底朝天，可那个恶棍就是找不到。”

　　2016年3月，公安部启动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，“2010·4·19”案被列为全国重点攻坚目标。

　　这位从基层派出所长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刑侦专家，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，却眼神锐利。

　　他刚放下行李，就直奔专案组会议室，桌上厚厚的卷宗堆得像小山，他一页一页地翻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
　　当听到“六年未破”，“家属仍在等待”时，他猛地合上卷宗，声音沉得像铁块：“3条鲜活的生命被无情摧残，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六年，作为刑警，我们一日不破案，一日寝食难安。”

　　他当即提出“有什么、用什么、怎么用”的工作思路，核心就是回到现场，从被忽略的细节里，挖出凶手的踪迹。

　　4月22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刘忠义就带着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专家们来到西沟案发现场。

　　六年过去，西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，杂草长得比人还高，酸枣刺勾住人的裤脚，废弃窑洞的墙体多处坍塌，窑洞里爬满了矿泉水瓶盖大小的爬虫，腐臭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呛得人嗓子发紧。

　　刘忠义摆摆手，弯腰钻进窑洞，手里的强光手电划破黑暗，光柱一寸一寸地扫过地面、墙壁，还有窑洞深处那间狭小的里窑——那里，就是当年发现孩子们遗体的地方。

　　他蹲在泥地上，用镊子拨开混杂着落叶和尘土的泥土，仔细查看每一处痕迹；他站在窑洞中央，用尺子测量窑洞的高度和深度，嘴里低声念叨着什么；他走到洞口，顺着树枝封堵的角度眺望沟谷，又沿着孩子们下沟的路线，一步步走回镇上，来来走了十几公里，裤腿沾满了泥点，鞋子被酸枣刺划开了口子，脚踝处渗出血迹，他却浑然不觉。

　　在窑洞深处的里窑，刘忠义发现了两个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：一是封堵洞口的酸枣树枝上，残留着微量的绿色植物汁液，这说明当时树枝是刚砍下来就被搬来封堵洞口的，不是提前准备好的；二是里窑的墙壁上，有三处模糊的擦蹭痕迹，高度恰好与成年男性的胸口平齐，痕迹里还残留着一点深色的纤维，像是衣服摩擦留下的。

　　第二天，刘忠义再次带队踏勘现场，这一次，他把重点放在了作案时空的逻辑推演上。

　　他让民警调取了当年所有的走访记录，把时间线分，有村民看到三名女生手拿饮料瓶，蹦蹦跳跳地走下沟底；14时许，住在沟口的一位老人，隐约听到沟谷里传来孩子的哭闹声，但以为是孩子们打闹，没放在心上；15时许，另一位村民路过窑洞，看到洞口被树枝堵住，却没见到任何人影。

　　刘忠义站在沟谷中央，指着四周的地形，对围在身边的民警说：“大家看看，西沟虽然偏僻，但距离古绛镇居民区只有1.5公里，属于城乡结合部。中午12点到下午3点，是村民们回家吃饭、稍作休息的时间，沟里人最少，但也不是完全没人。如果是外地人流窜作案，他需要做什么？首先得踩点，要知道这里有废弃窑洞，要知道孩子们会来抓蝌蚪；其次得选时间，要避开村民的视线；最后得逃跑，作案后要尽快离开绛县。”

　　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语气斩钉截铁：“可现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痕迹，作案时间前后不到一小时。一个外地人，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完成踩点、诱骗、作案、封堵洞口这一系列动作，还不被任何人发现？不可能！”

　　他伸出手，在空气中画了一个圈：“只有一种可能——凶手是本地人，他熟悉西沟的每一寸土地，知道村民的作息规律，知道哪个时间段沟里没人，甚至可能，他早就认识这三个孩子。”

　　紧接着，刘忠义又把注意力转向现场环境的细节解析，进一步夯实了“本地人作案”的结论。

　　他指着封堵洞口的酸枣树枝说：“大家看这些树枝的切口，是斜向的，这是咱们当地农民砍柴的习惯，柴刀斜着砍，省力，切口平整。外地来的人，不会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。”

　　他又走到窑洞门口，指着树枝堆放的角度：“这些树枝不是随便堆的，是刻意布置的。你们站在沟上看看，是不是看不到洞口？但站在窑洞里，却能透过树枝的缝隙，看到沟上的动静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凶手知道从哪个角度封堵，能最有效地隐藏痕迹，也能观察外面的情况。”

　　他弯腰钻进里窑，指着狭窄的入口：“这个里窑，成年人进去都要弯腰，外地人怎么会知道这里有个里窑？只有常年在西沟砍柴、种地的本地人，才清楚这个废弃窑洞的结构。凶手把孩子们诱骗进里窑作案，就是因为他知道，这里是西沟最隐蔽的地方。”

　　最后，刘忠义把被害人特征和前两个维度的推理结合起来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逻辑链条。

　　他仔细研究了三名女学生的背景资料：她们都是本地户籍，家都住在西沟周边3公里范围内，平时性格活泼，放学后喜欢结伴去沟里玩耍，是村里人人都认识的孩子。

　　刘忠义在案情分析会上说，“如果是外地人，他不了解这些孩子的活动规律，不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会来西沟，不知道她们会去哪里抓蝌蚪。更重要的是，孩子们对外地人会有警惕心，不会轻易跟着陌生人走进偏僻的窑洞。”

　　他的手指重重地敲在桌上：“只有本地人，才能轻易获取孩子们的信任。他可能是村里的邻居，可能是经常在沟里干活的村民，孩子们见到他，不会设防。这就是为什么，作案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，因为孩子们是被诱骗进去的。”

　　三个维度的推理，环环相扣，严丝合缝，像三把锁，把凶手的身份牢牢锁定在了“西沟周边的本地人”这个范围内。

　　他调阅了2010年的现场勘查录像，发现当时的技术人员，对烟头、树枝等非人体检材的处理不够规范，没有采用“微量DNA提取法”，导致大量皮肤脱落细胞白白损失。

　　他立刻协调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，把六年前封存的23份检材——包括精斑、脱落细胞、烟蒂、树枝擦拭物——全部运往北京。

　　这些检材在低温冰箱里躺了六年，早已干燥发黄，但在刘忠义看来，它们就是解开案件的钥匙。

　　当时，刑侦领域已经有了一项新技术——miniSTR技术，也就是短片段重复序列检测技术。

　　刘忠义请来的专家畅晶晶，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过这项技术的原理：“早期的STR检测技术，只能扩增较长的DNA片段，就像找拼图，只能找大块的碎片。但窑洞的潮湿环境，让DNA断裂成了小碎片，大块的碎片找不到，就拼不成完整的图案。miniSTR技术不一样，它能扩增100bp以下的短片段，就算DNA降解了，我们也能找到那些小碎片，把它们拼起来。”

　　专家们对每份检材进行了三次平行提取，用磁珠法纯化，最大限度减少抑制剂的干扰。

　　终于，在杨某内衣的精斑检材中，他们成功扩增出了15个STR基因座的完整分型——这是六年来，警方第一次拿到凶手的完整DNA图谱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他们还对现场的烟蒂进行了线粒体DNA测序，结果显示，烟蒂上的唾液DNA，和精斑DNA完全一致，进一步排除了混合检材的干扰。

　　拿到完整STR分型后，刘忠义没有急于开展地毯式比对，而是再次展现了他的逻辑智慧——他决定用Y染色体父系追踪法，进一步缩小排查范围。

　　Y染色体的特性，是刑侦人员的“秘密武器”——它只能由父亲传给儿子，同一父系家族的男性，Y染色体STR分型高度一致。

　　刘忠义的思路很清晰：先确定凶手的Y染色体分型，再在西沟周边的本地家族中排查，这样就能把“5公里范围内的所有男性”，缩小到“特定家族的男性”，大大提高排查效率。

　　专家们对完整STR分型进行Y染色体分析，确定了12个Y-STR基因座的特征图谱。

　　刘忠义随即下令：以案发现场为中心，划定5公里范围，开展地毯式排查，重点排查本地梅姓家族——这个家族，在西沟周边居住了上百年，人口众多。

　　六年了，大家早已习惯了扩大范围排查，突然把范围缩小到5公里，很多人心里都没底。

　　刘忠义看出了大家的疑虑，他解释道：“5公里，是成年人步行往返的合理范围。凶手作案后，要尽快回家，不能走太远，否则容易被人发现。这个范围内的常住人口、暂住人员、有前科劣迹人员，都要逐一排查，做到不漏一户、不落一人。”

　　刘忠义亲自制定排查方案，把5公里范围划分为12个网格，每个网格由两名民警和一名村干部负责。

　　民警们不仅要采集血样进行DNA比对，还要逐一核实每个人在2010年4月18日的活动轨迹，调取当时的通话记录、出行记录，走访邻居和同事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。

　　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段绪忠亲临一线督导，运城市公安局局长郭尚礼五次听取进展汇报，副局长冯文直接坐镇指挥。

　　绛县公安局局长巩建明带领民警全员上阵，他们白天马不停蹄地走访，晚上在办公室里整理材料，经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。

　　有人脚磨起了水泡，就用针挑破，贴上创可贴继续走；有人嗓子哑得说不出话，就拿着纸笔和群众交流。

　　刘忠义的腰椎间盘突出老毛病犯了，疼得直不起腰，就把几张椅子拼起来，躺一会儿缓解一下，然后又立刻投入工作。

　　2016年7月1日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传来消息：绛县专案组送检的第一批血样中，古绛镇东关村梅氏家族的Y-STR分型，与嫌疑人高度吻合。

　　这个消息让所有人都兴奋起来，可深入排查后，大家的心又沉了下去——梅氏家族的所有男性，在2010年4月18日当天，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，有人在外地打工，有人在村里参加婚宴，根本没有作案时间。

　　刘忠义却没有放弃，他坐在地图前，盯着梅氏家族和西沟的位置，突然开口：“查一查梅氏家族的通婚史，看看他们和哪个家族联姻最多。”

　　结果很快出来了：梅氏家族和陈村镇东荆下村的朱姓家族，通婚最为频繁，两个家族之间，沾亲带故的人不计其数。

　　7月20日夜，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实验室里，灯火通明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

　　当朱某的血样图谱和现场精斑的图谱完全重合时，技术员猛地站起身，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：“比中了！完全匹配！”

　　朱某的15个STR基因座，与现场精斑DNA完全一致，亲权概率达到99.9999%。

　　这个消息通过电话传到专案组时，刘忠义正在翻看朱某的资料：28岁，高中肄业，当过厨师，长期沉迷网络，家住在东荆下村，距离案发现场仅1.5公里，符合“5公里排查范围”的所有条件。

　　他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，当即下令：“立即抓捕！朱某单人独居，作案后有外逃史，抓捕时务必注意安全，避免他自残或反抗！”

　　抓捕民警悄悄包围了陈村镇东荆下村朱某的住所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只有几声狗吠划破夜空。民警们破门而入的瞬间，朱某还在睡梦中，他猛地惊醒，看到身穿警服的民警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
　　在审讯室里，朱某起初还想抵赖，声称自己“从没去过西沟”，“不认识那三个孩子”。

　　可当民警把DNA比对报告放在他面前，把现场提取的烟蒂、树枝的照片摆在他眼前时，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。他双手抱头，蹲在地上，痛哭流涕地供述了六年前的罪行。

　　2010年4月18日中午，朱某在西沟沟底闲逛，看到三名女童在小溪边抓蝌蚪，贪玩的女童们没有注意到这个熟悉的邻居。

　　他一时歹念丛生，假装要给三名女童看“好看的蝌蚪”，把她们诱骗进了废弃窑洞。

　　在里窑里，他对三名女童实施了猥亵，害怕事情败露，又残忍地将她们扼颈杀害。

　　为了掩盖罪行，他从附近山坡砍来酸枣树枝，封堵住窑洞洞口，然后悄悄溜回了家。

　　案发后，他外逃了两年，以为风头已过，便潜回绛县，靠着家人的包庇，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。

　　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六年过去了，警方依然没有放弃，更想不到，自己留在现场的一点DNA，最终成了钉死他的铁证。

　　那天，绛县万余名群众聚集在西沟周边，当看到这个残害三名女童的凶手被民警押下车时，人群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呼喊声：“罪有应得！”

　　“法网恢恢！”受害者家属抱着民警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六年的等待与煎熬，终于在这一刻有了结果。

　　他站在窑洞前，看着远处居民区升起的炊烟，感慨道：“刑事案件的侦破，从来不是靠运气，而是靠对细节的极致追求，靠逻辑推理的严密支撑，靠永不放弃的执着精神。”

　　这起案件的侦破，是中国刑侦从“经验办案”向“科技+推理”办案转型的典型案例。

　　刘忠义的推理逻辑，环环相扣，层层递进：从作案时空的合理性，排除流窜作案的可能；从现场环境的熟悉度，锁定本地人范围；从被害人特征的针对性，印证凶手的身份；再用新技术突破DNA瓶颈，用Y染色体追踪缩小排查范围，最终精准锁定真凶。

　　这起案件的侦破过程，现已永远刻在了中国刑侦史上，不仅因为案子破的经典，更因为它真正诠释了：正义或许会迟到，但永远不会缺席。